几个月来，美国最大的银行一直在寻找方法来对抗一项提议的规定，该规定将对它们的杠杆设定更严格的限制。

它们的一些论点是误导性的，比如银行资本是“留存”的现金，不能用于放贷，或者美国银行已经过度资本化的观点。但其他一些论点是有道理的，并展示了监管者方法的一个关键缺陷。

所谓的巴塞尔III终局提案旨在完成2008年金融危机后制定的国际资本标准的实施，并将要求扩大到资产仅为1000亿美元的银行。其1087页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致力于详细说明银行应如何计算与每种金融资产相关的风险。风险更高的持有资产，比如垃圾债券或股票投资，需要用更多的吸收损失的股本资金来融资，而对于像政府债券这样的更安全的资产，所需的资本要求则更低。

毫不奇怪，银行已经发现了这些风险权重的一些问题。其中之一涉及股权持有。根据现行规定，只要总额低于资本的10%，银行的股权持有通常被分配相同的风险。新提案取消了10%的门槛，而是区分了不同类型的股权。例如，对于私募股权——即非公开交易的投资——资本要求将增加四倍。

然而，该计划未对所谓的税收股权合作伙伴进行区分。银行为大部分有资格获得税收抵免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提供资金——这是通货膨胀减少法案的明确优先事项。作为回报，它们通常会获得部分或全部这些抵免。由于这些抵免来自政府，将其分配高风险权重是奇怪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美国国家银行监督管理局在提案的评论期结束后（在一月结束）可能会审查这一安排，并可能不得不做出改变。

该提案还提高了资金需求，特别是在贷款超过房屋价值80%的情况下。逻辑很清楚——银行更容易在这类贷款上蒙受损失。但更高的资本要求可能导致它们减少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借款人的放贷，包括有色人种。这将违反监管者的声明目的。哪种政策应该优先考虑？

这些只是监管者试图微观管理银行资产负债表时出现的一些复杂情况。更多问题可能会被揭示。事实上，没有任何风险权重是完美的；资产的相对风险每时每刻都在变化。

更好的方法是为银行提供一个针对其整个资产负债表的简单的股本要求，比今天的要求更高，真正无风险的资产，比如在中央银行持有的准备金，可以从这个计算中排除。但在那之后，应该由银行家而不是监管者来决定哪些风险值得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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